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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清白传家”荣恒

【资料图】

这句诗出自明代兵部尚书于谦的《咏煤炭》。见诗思行，一代名臣于谦正是用自己的立身行事，对诗义作了最好的诠释。自古以来，敬民爱民之旨，即为古人修身为政的归依。“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”、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民本思想在中华大地上已传唱了两千年。历史上，昌平以其军事要枢地位，每每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昌平人民因此饱经战乱，苦不堪言。为给昌平带来长久的平安富足，多少关心民瘼、与民休戚的苦干实干者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文踪武迹。清代末年的荣恒就是其中一位。

光绪丙午本《昌平遗记》

荣恒，字心庄，四川铜梁人，具体生卒年不详，约生于咸丰初年，光绪六年（1880）初入仕途，曾先后任职顺义、通州、昌平、怀柔、涿州、房山等地。出牧昌平期间，他撰写了大量禀启文告，记录了很多有关昌平的政务民情。可惜1900年庚子之变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焚掠昌平州府，大部分书稿被焚毁了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在卸任昌平近十年后，荣恒追忆昌平旧事，将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呈文、告示、书信等旧牍汇编成册，在天津刻印出版，定名为《昌平遗记》。

《昌平遗记》有关巡阅民情的记载

《昌平遗记》是荣恒在昌平的为政笔记，记录下了清末昌平及周边地区的政务之艰、民生之隐，字里行间反映出荣恒作为一任地方官员，其勤政、担当、清廉的爱民情怀，也为研究近代北京地方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资料。

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冬，荣恒调任昌平知州，这时京师北部正发生严重的灾荒，上任后他立即访情问苦，着重巡查昌平贫困山地，亲见“民间所食，大半杏叶，略拌杂粮充饥，而其中冻饿死者，不乏其人”，荣恒深感痛心，回到州署衙门后，“难安寝席”。这些虽然是天灾造成的，但荣恒认为“守令为亲民之官”，百姓受苦“皆地方官之过”，自己肩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清末昌平北部山区图

为了“救得一命是一命，救活一天是一天”，他捐私俸、散公储、制棉衣、广布施，但仅仅靠这点捐献和库存的银两是远远不够的，经调查统计，昌平东、北山地共有三十多个村庄急需救济，棉衣、银两缺口甚大。为此，他前后五次上书，将昌平州境受灾的严重实情向顺天府尹禀告，恳请统筹调拨钱粮衣物，尽快挽救那些冻饿病残、生命垂危的百姓。

光绪昌平州图

然而顺天府库空虚，对赈济申请也是“一议再议”。数九寒天，灾民身无御寒衣，锅碗盛树叶，蜷缩于柴扉草瓦之下，危在旦夕。经荣恒反复陈情，所幸一千两赈灾抚赏银和一千二百件棉衣先后拨付到位。他立即率人组织救济，核实“苦中尤苦之户”，对其优先发放，使“冻馁之民，暂时延命”。同时考虑到乡村患病“求医觅药甚是艰难”，又提前筹资，分派各药铺配制“回天再造丸、保赤万应散、观音膏、纯阳救苦丹、治咳治喘各药”，令州署各员，深入各村，查明“真正无衣无食与有病之人”，最终使大批“性命难保之老幼”得到救助，“大小十余村之多”的百姓得以越冬度荒。

荣恒有关秉承家训的记录

除救危扶困之外，在昌平州任职的约两年间，荣恒的善政还有很多，比如他重教劝学，改革课奖制度，将昌平州果税捐用于“燕平书院”的建设；他收养孤贫，查实“高瞎子等六十余口极贫无依之人”，革除孤贫银发放陋习，防止胥吏贪污克扣；为避伤农事，他力拒甘肃军队驻扎昌平田地场院，免除了昌平沙河屯及永安城附近兵勇驻扎之扰；当时昌平州辖区包括今黄花城、九渡河、沙峪一带，山路闭塞难行，他不辞辛苦，深入至昌平北部几十里或百余里的偏远乡村，并多有作为，深受百姓的爱戴。

燕平书院图

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后，荣恒离昌平而任怀柔、涿州、房山等州县职，前后历六地。虽为官多年，惠政颇多，然他自己却深陷极困，妻儿死亡，老父远在成都，也急需赡养。无奈之下，荣恒于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，向顺天府尹禀请“开缺”辞职。

康子之变后，江河日下，荣恒被重新起用，召至保定府供差，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任大名府尹，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移调天津知府，也就是在天津任上，他刊印了《昌平遗记》。此后荣恒史无所踪，不见有关他的记载。

《重修昌平州署记》：“庚子之变，联军肆扰，昌平州署，付之一炬。”

荣恒一生为官清廉，他曾在《昌平遗记》中自言，为官半世“未敢有一事受人请托，颠倒是非，欺己欺人”者，未敢有一念肥私害民，玷污“祖宗清白传家之训”者，虽“官愈作愈穷”，以致“田无半亩，地无一陇”而未尝悔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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